1月18日专版 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动力

2021年01月18日 09:42 来源:厦门网-厦门日报

●许经勇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重要文件指出,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政策,加快培育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与其相联系,全国农村确权颁证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适应农民群众的强烈要求,逐步建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把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迅速改变了农村的面貌,从根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想解决而又解决不了的温饱问题,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挺进。为了巩固这一来之不易的改革成果,中央通过先后颁布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进一步强化了农民土地承包权益保护。根据物权法的具体规定,除了土地所有权归集体,占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指经营权),都长期归农户享有。最近全国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基本完成,进一步让农民群众吃上“定心丸”。

  促进农村经济要素流动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农村之所以会严重落后于城市,不是由于农村资源缺乏,而是由于大量的资源不能流动,长期处于“睡眠”状态。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表明,农村面貌的改善程度和农村资源(或要素)的流动程度成正比。即农村资源(或要素)流动越快,农村面貌改变越快。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就指出,中国农业改革和发展,要经历“两个飞跃”,一是实行家庭承包;二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并指出“第二个飞跃”比“第一个飞跃”要经历较长的时间。从我国和厦门的实际情况出发,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涉及两个方面的转移,即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移。就农业劳动力转移而言,尽管目前大部分劳动力已经转移到城市二、三产业就业,但由于这种转移是采取不完全转移的方式,这部分转移的劳动力还没有和农村承包地切断关系。随着农村承包地确权颁证工作的完成,进城就业的农户就会放心流转土地经营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就会放心增加投入,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就会得到比较顺利的推进。

  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还必须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这是因为,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除了受劳动者经营能力的制约,还要受当地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发育程度的制约。如果该地区专业化社会化程度较低,无法提供所必需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即使勉强扩大农业规模经营,也不可能提高规模经济效益,“欲速则不达。”所以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重要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快培育农民合作社。农民合作社是建立在农民自愿互利的基础上。在新型的农民合作组织体系中,农户(或家庭农场)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农民合作社合作内容丰富多彩,包括产前、产中、产后的合作。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形式,应当是农业产业化形式。因为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农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这种观点没有错,但不够全面,即把农业产业化和合作制截然对立起来。其实,农业产业化和合作制是相辅相成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本质特征,是把农业生产与再生产的各个环节有机联结起来,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产业。而合作社组织正是通过不同农业生产环节的联合和合作,实现供、产、加、销一体化经营,成为农业产业化的有效载体。

  根据全国第三次农业普查,目前我国有71.4%的耕地是由小农户经营的,且户均10亩以下的农户超过90%,如何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对接以及与现代农业对接,也是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重要文件特别强调的大问题。客观上要求必须通过构建现代农业产业组织体系、现代农业产业服务体系以及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因势利导地将千家万户逐步引导到现代农业轨道上来。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系统工程。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是“短板”。习近平同志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一直强调,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

  (作者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