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南全集》第一至十五卷读后感
【名片】
王亚南（1901—1969）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教育家，新中国成立后厦门大学的首任校长。他是马克思《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的首译者之一，在传播和研究《资本论》、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研究上贡献卓著，享誉国内外。
王亚南一生著作等身，出版学术著作和译著40余部，发表论文300多篇，还留下大量未发表的讲稿、报告、书信、日记等有待整理。这些著作、论文和文献资料，是王亚南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思想财富。
【观点】
●郭大力和王亚南合作翻译《资本论》全三卷，是他们一生最重要成就。为了科学、准确地翻译《资本论》，他们首先翻译了包括《国富论》《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人口论》《经济学原理》等古典经济学世界名著，以熟练掌握经济学基本知识和翻译技巧，再着手翻译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
●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王亚南在中山大学任教时，就开始发表文章，倡导创建“中国经济学”。1945年春，王亚南来到抗战时期内迁长汀的厦门大学讲学，讲授内容仍然是《资本论》的基本理论和如何运用《资本论》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王亚南更加自觉、系统地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在《中国经济原论》中，王亚南运用《资本论》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旧中国社会经济形态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包括对中国商品和商品价值形态、中国货币形态、中国资本形态、中国利息形态与利润形态、中国工资形态、中国地租形态、中国经济恐慌形态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研究，揭示了旧中国各种经济形态的基本特征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王亚南以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中国官僚政治和官僚资本进行研究，在这一研究领域独树一帜，享有极大的声誉。1948年10月，王亚南出版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该书被学界认为是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开山之作”，成为王亚南又一本重要的代表作。
●王亚南系统地提出了著名的“地主经济论”。他把地主经济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整体，从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想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以此解释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界长期争论的“停滞发展”问题，被称为是“对30年代以来讨论的小结”。这是当时中国经济史学界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为国内外史学界所瞩目。
●王亚南提出，对中国经济问题和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也必须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对中国经济形态和产生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欧洲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形态的比较分析，才能得到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正确的、科学的结论。
●庄宗明
在编纂《王亚南全集》的过程中，编辑部的每位同志，无不为王亚南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在生活动荡不定，常常要忍受贫困和疾病折磨的艰难岁月中，竟发表和出版了数量如此之多、水平如此之高的著作、译著和论文而深感震撼。作为在编纂工作中负责对收入《王亚南全集》的全部书稿进行最后一道校勘的阅读者，让我感受最深，常常油然而生无比敬仰之情的，是王亚南不畏劳苦勇攀科学高峰的崇高精神和他毕生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为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道路所做的杰出贡献。
作为《资本论》中文全译本首译者之一
王亚南终身致力于《资本论》的传播与研究
众所周知，郭大力和王亚南合作翻译《资本论》全三卷（收入《王亚南全集》第八至十卷）是他们一生最重要的成就。为了科学、准确地翻译《资本论》，他们首先翻译了包括《国富论》《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人口论》《经济学原理》等古典经济学世界名著，以熟练掌握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和翻译技巧，再着手翻译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资本论》中文全译本一经出版就引起巨大轰动，从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呈现在中国人民面前，成为中国人民进行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武器。
1938年《资本论》中文全译本出版以后，王亚南的主要精力转向传播和研究《资本论》，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道路，并且取得了非常丰富的成果。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是要冒很大风险的。王亚南利用各种机会，在讲坛上传播《资本论》的基本理论。1940年，王亚南应聘到抗战时期内迁坪石的中山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兼经济学系主任。在中山大学的讲坛上，王亚南在讲授“高等经济学”课程时，一边宣讲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理论，一边运用《资本论》的理论和方法，联系中国实际，分析和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他的课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同时也开启了他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研究中国经济，探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伟大征程。
1945年春，王亚南来到抗战时期内迁长汀的厦门大学讲学，他的讲授内容仍然是《资本论》的基本理论和如何运用《资本论》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1946年9月，王亚南正式受聘担任厦门大学经济学教授，后任经济学系主任兼法学院院长。在厦大从长汀回迁厦门后，他聘请了郭大力、石兆棠、王守礼等一批进步教授，带动大家一起宣传马克思主义。虽然屡遭打压、恫吓，甚至被列入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但他毫不畏惧，坚持在经济学史课程中讲授马克思经济学说，通过各种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王亚南更加自觉、系统地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清华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大课讲堂上，还是在1950年7月他担任厦门大学校长之后在全校的政治时事报告中；无论是给厦大经济系学生或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上课，还是给中文、历史系或者外校的学生开讲座，他都联系实际，结合现实的经济生活，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给大家讲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
王亚南十分重视《资本论》的大众化普及工作。他和袁镇岳主编的《〈资本论〉通俗讲座》,以大众读物的形式，逐章逐节解说《资本论》的主要内容，不仅开了国内通俗解说《资本论》之先河，而且大大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学习《资本论》的积极性。
在《资本论》研究方面，王亚南在担任厦大校长期间，在繁忙的行政和教学工作之余，撰写了30多篇关于《资本论》研究的专题文章，对《资本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任务、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结构体系及各篇内容和现实意义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王亚南生前曾打算以《〈资本论〉的学与用》为书名将这些论文结集出版，并为此写了“序言”。由于种种原因，该书来不及出版，他的这个愿望后来由他学生们代为实现，这就是我们收入《王亚南全集》第二卷的《〈资本论〉研究》一书。
与此同时，王亚南和郭大力还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资本论》中译本进行了两次全面、系统的修订，使译文更加准确、通顺，更好地表达原著的意思。我们编入《王亚南全集》第八至十卷的《资本论》第一、二、三卷，就是王亚南和郭大力花费大量精力完成的修订版。
运用《资本论》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经济
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做出杰出贡献
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王亚南在中山大学任教时，就开始发表文章，倡导创建“中国经济学”。在194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文中，他把“——作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发端”作为文章的副题，该文明确提出了“我们应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主张。王亚南说，“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应随时莫忘记，我们是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中国人从事这种研究的出发点和要求，是与欧美大部分经济学者乃至日本经济学者不同的，他们依据各自社会实况与要求,所得出的结论，或者所矫造的结论，不但不能应用到我们的现实经济上，甚至是妨阻我们理解世界经济乃至中国经济之特质的障碍。”他同时指出，“我还想特别提出下面这一点要求,以加大我们研究者的责任，那就是，我们要由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逐渐努力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他把这种“我们所要求创立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为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这种“理论的全般体系，可以特别注意其论断或结论在中国社会经济上的应用;此外，其例解，其引证，尽可能把中国经济实况，作为材料。”王亚南这里提出的 “我们所要创立的政治经济学”，正是今天我们创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要坚持的原则和要求。
1945年底，在长汀厦门大学校内仓颉村野马轩，王亚南把前几年在中山大学的讲稿和这一时期发表的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文章加以系统化整理，于1946年初出版了《中国经济原论》一书。他在初版“序言”中写道，“本书是尝试把中国经济全体，当作被若干基本经济法则所贯彻着的统一过程或统一运动。因而，各别经济形态相互间的内在因果关联是我特别想努力分析的”。
在《中国经济原论》这部著作中，王亚南运用《资本论》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旧中国社会经济形态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包括对中国商品和商品价值形态、中国货币形态、中国资本形态、中国利息形态与利润形态、中国工资形态、中国地租形态、中国经济恐慌形态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研究，揭示了旧中国各种经济形态的基本特征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揭露了帝国主义支配下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内部所包含的诸多矛盾及其必然走向衰亡的发展规律。
王亚南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是与时俱进的。他对《中国经济原论》进行了两次修订，一次是在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 他认为当时日益活跃的官僚资本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的一个特别突出的事项，必须在原则上加以理论解析，为此他增加了《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的分析》和《中国官僚资本与国家资本》两篇附论；一次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7年，他根据时代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原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修订和补充，并将书名改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
《中国经济原论》是王亚南最重要的代表作。该书率先建立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该书已然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成功典范。
为了使读者比较全面地了解王亚南探索建立中国经济学的过程及其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发展脉络，我们把《中国经济学》两个最有价值的版本，即1946年初版和1957年增订版（《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同时收入《王亚南全集》第一卷，作为“纪念版”，以表达我们对这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崇高敬意！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为指导
王亚南对理论经济学相关学科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王亚南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杰出贡献，还表现在他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作用，拓展运用到经济学科的各个领域。他主张要以《资本论》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为指导，吸取西方经济学之所长，建立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各个学科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
在经济史学科领域，他以《资本论》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为指导，探索旧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演变史。他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分为领主经济和地主经济两大阶段，而以地主经济为其主要特征，这与欧洲的封建制度和领主经济有着显著的区别。由此他对延绵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深刻论述了中国封建地主经济形态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的历史渊源。在收入《王亚南全集》第三卷的《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1948年出版）中，王亚南系统地提出了著名的“地主经济论”。他把地主经济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整体，从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思想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以此解释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界长期争论的“停滞发展”问题，被称为是“对30年代以来讨论的小结”。这是当时中国经济史学界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为国内外史学界所瞩目。
在经济学史领域，王亚南在长期的研究与教学工作中，致力于构建一个科学、系统的经济学史新体系。在收入《王亚南全集》第四卷的《经济学说史》和收入第五卷的《政治经济学史大纲》的编写中，王亚南以唯物史观作为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厘清各家各派经济学说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使其源流、主干和枝叶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构建起一座具有严谨内在逻辑和独特风格的经济学说史大厦。
王亚南以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中国官僚政治和官僚资本进行研究，在这一研究领域独树一帜，享有极大的声誉。抗战结束后，依靠国家政权发展起来的官僚资本日益膨胀，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挤压作用，对国计民生的危害日益增大。1948年10月，王亚南出版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收入《王亚南全集》第三卷），该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为指导，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崭新视角，对旧中国官僚政治和官僚资本形态作了深刻的系统分析，揭示其运动规律及其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关联。王亚南指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社会结构，正是官僚政治得以长期延续且顽固不化的根本原因。书中对官僚资本和官僚政治的反动本质的揭露，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的认识，明确革命对象，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该书被学界认为是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开山之作”，成为王亚南又一本重要的代表作。
收入《王亚南全集》第六卷的《中国经济读本》《战时经济问题与经济政策》《中国经济论丛》《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经济改造思想研究》等七部论著，集中体现了王亚南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主要成果。这些著作除了《中国经济读本》和《战时经济问题与经济政策》出版于《资本论》的翻译已基本完成正待正式出版之时，其他都是出版于《资本论》中文全译本出版之后和《中国经济原论》出版之后。阅读这些著作，我们就能深切体会到王亚南在研究工作中始终自觉地运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联系中国实际，在理论上厘清中国经济问题的本质，再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的显著特征。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成为当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极为重要和紧迫的问题。王亚南的研究中心立即转向这一方面。1949年7月王亚南出版了《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研究》一书。他在“序言”中指出，该书是“当作《中国经济原论》研究结论之初步的应用”，“是《中国经济原论》之续篇，或者使《原论》中通过‘化验室方法’研究所得的诸种法则，再回到现实中去”。1950年2月，王亚南根据当时我国已经开始的社会经济改造的实际情况，对《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研究》一书进行了较大幅度的增订，出版了《中国社会经济改造思想研究》，该书的上卷以“中国社会经济改造之路的摸索”为题，删去《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问题研究》一书中失去时效的部分，并增订了其余的部分；在该书的下卷以《中国社会经济改造之路——有关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为题，阐述了新中国在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过渡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正确途径、旧社会生产关系与土地改革过程中体现的诸规律、三大政策纲领与社会劳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以及新经济的构成与性质、新经济的诸范畴、法则及其作用。王亚南指出，下卷的标题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之路”，意在“表明我们终于发现了正确的途径。”
《王亚南全集》第七卷收入了王亚南较少引起关注的五部关于国际关系与世界经济方面的论著（先后发表于1933年—1942年）。这几部著作之所以较少引起大家的关注，我想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这几部书不仅出版较早，同时还可能因为许多人认为王亚南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贡献主要是《资本论》研究、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史、经济学说史和中国官僚政治领域。1942年乃至新中国成立后他几乎不再发表关于世界经济研究方面的文章或著作。在阅读这些著作时我一再思考，为什么王亚南在早期如此注重了解和研究世界经济问题。他在1936年就专门著有《现代世界经济概论》一书，研究世界政治经济的一般特征，包括世界政治与经济的意义、本质、关联，特别是世界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对现代世界政治与经济体系运行的特点和缺陷以及该体系的破毁等，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该书还运用大量的史料，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形势及面临的问题，如国家战债与战争赔款、货币战争与关税战争、贸易与金融的惨况、工业与农业的破局，以及劳动工资与失业问题、经济危机的救济方案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最后还阐述了苏联经济的特征及其不同时期的运行特点。该书史论结合、观点鲜明，读之令人耳目一新。在1943年出版的《世界战争与世界经济》一书，王亚南分析了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演进对世界大战产生的影响，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日两国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在当时德日两国在战场还占据优势的背景下，对战争性质的转化的可能性进行了科学的论证，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景做出了与其实际结果基本相符的预测，考虑到当时历史条件，不能不令人钦佩。
通过校勘《王亚南全集》第十四卷收入的王亚南在1935年出版的译著《欧洲经济史》和第十五卷收入的1939年出版的译著《世界经济机构总体系》，考虑到王亚南在这一时期（1931年—1938年）的主要任务是翻译出版《国富论》《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等古典经济学名著和马克思的《资本论》，并通读王亚南在1941年—1946年发表的，后来编入《中国经济原论》的关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论文，我对王亚南为什么在当时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翻译和研究世界经济史和世界经济问题，有了一定的理解。王亚南在他的全部学术生涯中，始终坚持理论来源于实践，又要回到实践中去检验，秉持理论要在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改进和发展的理念。他在当时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翻译《欧洲经济史》和《世界经济结构总体系》，研究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与经济问题。这么做应该首先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翻译《国富论》《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和《资本论》。因为这几部政治经济学世界名著都产生于欧洲，当时欧洲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形态及其发展规律，是政治经济学产生的现实基础。对中国经济问题和中国经济学的研究，也必须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对中国经济形态和产生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欧洲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形态的比较分析，才能得到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正确的、科学的结论。
2021年10月14日，是王亚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在深切缅怀王亚南的日子里，在精心编纂《王亚南全集》的日日夜夜，回顾王亚南极不平凡的一生，我们更加怀念这位一生追求真理，勇攀科学高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为厦门大学的发展壮大做出杰出贡献的名家大师。
我们相信，《王亚南全集》的出版，将会丰富我国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系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进一步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作者:庄宗明，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亚南全集》编辑部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王亚南全集》整理与研究”（批准号20&ZD063）首席专家。）
【链接】
厦门大学编纂出版《王亚南全集》
▲《王亚南全集》第一至十五卷
▲王亚南的部分著（译）作
2019年6月，为了筹备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庆祝厦门大学建校100周年，中共厦门大学党委决定成立《王亚南全集》编委会，组织编纂、出版《王亚南全集》，以这一浩大的学术工程，向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献礼！向厦门大学建校百年献礼！目前，《王亚南全集》（全20卷）前15卷已经编纂完成并陆续出版，后5卷也在紧张、有序地整理、编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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