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厦门(二)

2019年07月31日 11:19 来源:学习时报

这个年轻的副市长与众不同

——习近平在厦门(二)

采访对象:王金水,1934年5月生,福建安溪人。1979年至1987年历任厦门市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1987年任厦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1993年任福建省人大常委。1999年10月退休。

访 组:沈凌 路也 胥晴

采访日期:2017年6月3日

采访地点:厦门市王金水家中

 

采访组:王书记您好!习近平同志1985年来厦门工作的时候,您是市政府党组书记。请介绍一下你们初次见面的情景。
  王金水:我们这些当时在厦门工作的同志都知道,近平同志到厦门那一天,正好是他的生日。用他自己的话说,到厦门有双重意义:一个是他32岁的生日;再一个他当过农民,长期在农村工作,到厦门任职是他第一次从农村到沿海城市工作,又是参与经济特区建设,所以记忆犹新。我记得他在一篇短文里是这样说的:“到厦门这个经历,对我人生的经历来说,是一种补充,是一种充实,对后来的工作,起了很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我认为,他对自己在厦门这一段工作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也看得出他对厦门的感情是很深的。
  那时候,我是厦门市政府党组书记,第一次见到近平同志,是他来参加党组会议。当时他分管农业,后来还分管内联(经济协作)企业。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期间是怎样参与特区建设的?有哪些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
  王金水:当时我50多岁,近平同志30出头,他在厦门的时间虽然不长,只有3年多一点,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让我感到这个年轻的副市长与众不同。举几个具体例子。
  1987年,我到市人大工作以后,还兼任市委副书记,组织部也还由我分管,经常宣布政府干部任命。市里任命新的重要领导干部,我都要跟他们谈一次话。我的习惯是这样:任命哪个口的干部,就请分管的市领导一起来谈话。近平同志分管农业口,所以任命农业口的干部,谈话时我就把他一起找来。后来他当常务副市长了,计委、财政等很多部门的干部都是他的部下。任命这些干部,我都把他找来,跟我一起谈。谈话时往往是我主讲,讲完后也请他讲一讲。当时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句话。第一句是:“要发财就不要来当干部,要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天底下好事你都要,上天不会同意的。”后来他到省里当领导,作报告时还讲过这句话,说明这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第二句是:“我们一切工作,都要落实到基层。我们一切工作,基层最重要。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是第一线,也是前线,也是火线。”后来他当了省委领导,到厦门视察时还讲到基层是第一线,是前线,说明这也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
  还有一件事,让我感到近平同志有一颗火热的心。有一次,他到办公室找我,说他最近走访了几个生产队,在离金门最近、最前沿的何厝村,看到民警抓了一个犯罪分子,民警骑着自行车,犯罪分子戴着手铐坐在后面。近平同志说:“派出所连一部摩托车都没有,有时候追逃犯,逃犯骑摩托车,我们的民警却骑脚踏车,这多危险啊。”他就问我,能不能给每个派出所配一部摩托车。听到这个情况,我把财政局长请来,让他计算一下,厦门有多少派出所,财政上够不够给每个派出所配一部摩托车。第二天,财政局长来找我,说拿不出这笔钱。当时厦门刚办特区,是“吃饭财政”,有时候发工资都有困难,给每个派出所配一部摩托车,谈何容易。我就说,近平同志讲的这个事情,是个大事,一定要解决,不一定一步到位,可以分两三步走。半个多月以后,第一批最前沿的地方先配上了摩托车。
  这个事,让我思考了好久。当时我是常务副市长,他是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公安政法不归他分管,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应该由分管政法的同志来考虑解决。而且按理讲,派出所是不能直接向市政府打报告的,要先向公安分局打报告,公安分局向市公安局提交申请,市公安局再向市政府汇报。财政局每个月都是集中在一两次会议上讨论基层拨款问题,所以这个事情如果按照惯例来做,没有半年是肯定下不来的。而且,如果是别人,考虑到不是自己分管的工作,也许不会说得这么直接。派出所所长给他反映这么严重的问题,他如果想应付了事,只要说一句话“这个事我支持,你们打报告吧”,也就没他的事了嘛!但他就能为了这么一个不是自己分管的、完全可以“应付了事”的事情直接找到我,希望帮助他们解决。我感到他身上有一种很强的责任感,只要是厦门的工作,只要是对工作有益的事,他都尽力去做。
  第三件事是近平同志接替我任常务副市长后,做了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主持制定了厦门市第一个发展战略——《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1984年,邓小平同志对厦门作了两个很重要的决定,一个是把特区扩大到全岛,第二个是可以享受某些自由港政策。但是,国家只给政策,没给钱。这条路该怎么走?怎么发展建设?这需要厦门自己来探索。当时近平同志为了制定好这个发展战略,花了很多精力,邀请中顾委委员、经济学家于光远,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等100多位专家来厦门调研、论证。同时组织300多人,列出20多个专题,做专题研究。最后制定的发展战略,好多专家都很欣赏。于光远对这个发展战略给以很高评价,他说:“厦门是第一个提到生态问题的;把厦门作为贯彻‘一国两制’、实施对台政策的试验区,‘两门对开’、‘两马先行’是厦门首先提出来的。逐步开展离岸资金业务,实现资金流动相对自由,也是厦门的首创。”后来,市政府还没有讨论这个战略,近平同志就调离了厦门。他走前给我留下了一句话:“这个战略如果市政府讨论通过了,也请市人大讨论研究一下。”可见,他即使调走了,也念念不忘厦门的发展。
  采访组:您刚才提到,习近平同志牵头制定的厦门发展战略第一个提到了生态问题,请您讲讲他在厦门工作期间是怎样重视自然生态问题的?
  王金水:厦门有一个连着外海的天然湖叫筼筜湖,海水可以流到城市当中来,本来是一个很漂亮的风景区。上世纪80年代,厦门搞特区建设,工业废水都往这个湖里排放,到了夏天臭烘烘的,苍蝇蚊子满天飞,住在周围的老百姓叫苦连天。当时我已经到市人大工作,关于这个筼筜湖怎么治理,人大代表提出很多建议。有一次万里委员长到厦门视察工作,我送他到机场的时候说:“委员长您两次到特区,厦门机场的建设也是您下决心推动的,您要经常到厦门啊!”他回答我:“好啊,你们什么时候把筼筜湖治好了,我就来。”这是一句很重的话,说明筼筜湖的情况太糟糕了。
  后来,市人大召开专门会议,通过了筼筜湖治理决议。我们制定了一整套治理方案,但要花钱——每年花1000万来清理。20多年前的1000万是天文数字,比现在几个亿还要多。这1000万要不要拿、怎么拿,市政府感到很棘手,讨论的时候也有不同声音。当时近平同志已经是常务副市长,分管财政,他很支持这项工作,最终我们几个领导同志共同下决心,这笔钱就从近平同志手上批下来了。在人民群众的呼声下,人大代表提案,中央领导检查督促,连续3年,总共投了3000万,终于把筼筜湖治理好了。这个事情是近平同志与我们共同参与的,我们都从这件事中得到一个教训,就是: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生产。
  在保护环境方面,我听说近平同志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时,对寿山石资源的保护采取了很多措施。我们国家有十大名石,福建就有两个:一个是福州的寿山石,一个是漳州华安的九龙壁。田黄是寿山石最优良品种之一,现在还有一亩多地没有开采,就是近平同志在福州当市委书记时下令不准开采,才保护下来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与彭丽媛同志是在厦门登记结婚的,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两人结婚时的情况吗?
  王金水:近平同志对厦门情感很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跟彭丽媛同志是在厦门结的婚。当时我是市政府党组书记,他给我和时任市委书记邹尔均说了自己要结婚的事。他当时说:“有一个事,要跟组织报告,彭丽媛今天到厦门了,明天我们要结婚。”我说,这是个好事啊。我们大家都为他高兴。第二天,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问他在哪里举行仪式。他说,不举办什么仪式了,就在厦门宾馆吃一个便餐。
  当时他没有在厦门安家,住在市委宿舍,结婚那天请我们在外面吃了顿便餐。饭后,我们说民间都闹洞房,我们就去你们洞房喝茶吧。他很痛快地说:“来吧!”我们去了四个人,我一个,还有市政府办公室主任林义恭、市计委副主任郑金沐和吕拱南。他原本没有任何准备,结果就发现茶杯不够用。他们夫妇自己喝水有两个茶杯,又拿出刷牙的两个茶杯,还有两个碗,这才凑齐了六个。彭丽媛到门口买了一大包糖果,花了5块钱。我们还开玩笑,说我们一共四个人,你这一包糖给我们谁吃?彭丽媛说,不好意思,没给你们准备礼物。吕拱南说,你有礼物,你唱歌就是礼物。她说:“行,我就送你们一首歌。”于是她就给我们唱了一首歌。后来有一种误传,说我是他们结婚的证婚人,因为我曾在一篇文章里介绍了这个过程。其实他们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就不存在证婚不证婚。
  他们结婚那天正好是周六,近平同志给我讲,礼拜天要带彭丽媛去漳州的东山县看一看。第二天,司机就开着车带他们去了东山,住了一晚上,住宿费、来回的汽油费都是他自己掏的。在30年前,他就是这么严格要求自己的。后来我在很多场合用近平同志的这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个人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受益终身;一个人如果养成一种坏习惯,受害终身。
  采访组:在您与习近平同志共事的几年里,他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王金水:我与近平同志在一起工作的那几年,正是特区建设初期,可以说都在疲于奔命,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很少有周六周日,相互之间生活上的交往很少。但我知道,他有一种过目不忘的特殊能力。你看他访问法国,能把法国历史上几个名人的著作一口气说出来。我曾经问他:“你这种过目不忘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他告诉我,是逼出来的。他给我讲,他在耿飚同志身边当秘书的时候,不能带笔记本,开会时耿飚同志的指示也不能记录,只能凭脑袋记。他经常跑到卫生间偷偷用笔记下来,然后背,背熟了再烧掉。当时也没手机,打字机也是很原始的,一个字有几个号码,都是靠背。他的记忆力就是这么磨练出来的。
  那时候我们工作很忙,只有周末偶尔能抽出一点时间。他就喜欢跑新华书店,我也喜欢,所以在书店就比较容易碰到他。后来我当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时候,每年要到省里面开人大代表会议。而省人大开会期间,新华书店都会在会议大厅卖书。休会的时候,我经常能在卖书的地方看到他。
  当时,近平同志住在图强路,我和他是邻居。彭丽媛来厦门的时候,早上经常去厦门宾馆的食堂打饭。有一次,我去打饭的时候碰到她,就问:“近平怎么没有来打饭,让你来打?”彭丽媛说,他前一天半夜一直在看书,早上就起不来了。彭丽媛跟我说:“近平一看到书就‘醉’了。”所以说,埋头工作、埋头读书几乎是他工作、生活的全部。
  我还记得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同志曾经给我讲过一件事,他在厦门当市长的时候,到北京开全国人代会见到近平同志。近平同志问他:“你什么时候到厦门当的市长?同安的军营村现在怎么样了?”刘赐贵是非常实在的一个人,听了他的问话很不好意思,就实话实说自己还没有去过。回来以后,他给我讲了这件事,说当时自己整个脸都红了,没想到近平同志当年在厦门短短3年时间,连最偏远、最贫穷的地方都去过了,更没想到过了那么多年,他对厦门基层的百姓仍然如此牵挂。
  近平同志很尊敬老同志,我从市委到人大工作以后,唯独他在有想法的时候,要么给我打电话,要么到我办公室,来听听我的意见。后来离开厦门以后,尤其到了北京,每年都给我寄贺年卡。不是打印的,是亲自用毛笔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到了第三年,我给他打电话,说你现在日理万机,不能再浪费这个时间,不要再给我寄贺年卡了,我也不再给你寄了,我们互相打个电话就行了。他同意了,就没有给我寄贺年卡。但是逢年过节,都有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讲很多祝福的话。
  2010年他回到厦门,还在百忙当中把我们几个老同志找到一起聚聚,见面第一时间伸出双手和我们握手,对我们很热情。他给省委书记和北京来的各部门领导、朋友介绍我时,不说我的名字、职务,而是给大家介绍“这是我的老班长”。他离开厦门30年了,不仅没忘记我们,而且对每一个人都介绍得很详细。我们听了以后很感动。
  我回忆的这些虽然都是生活细节,但是能看出一个人的高度和胸怀。

(《学习时报》2019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