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宇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有着强烈的前瞻性和重大战略意义，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新质生产力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和现实指向，不能单一、片段式解读，而必须从世情、国情、党情、社情等多方面、多维度、整体性地理解和把握。
新质生产力不仅指通过核心领域技术创新和重要产业创新发展产生的先进生产力，其主要特征是高质量和高效能，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还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既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也包括如何更加有效提供发展方式变革的制度环境要素的能力，即制度竞争力，全面深化改革是提升制度竞争力的主要抓手。笔者从三个维度阐释新质生产力。
新时代的经济发展
必然要求从量到质
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的经济快速发展之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新常态，呈现一种总量保持稳定扩张，但质变要求开始与日俱增的发展形态。
新常态是经济质量全面提升的状态，更是中国经济从量的累积，向质的转变的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面临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尤其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新问题，例如自2008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遭遇逆流，各种关税壁垒，筑墙自保，导致国际贸易大幅受挫。大国之间的极端博弈，更是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严峻挑战。有鉴于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精准发力，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组合拳；聚焦摆脱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以新发展理念赋能经济，以创新为核心抓手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从而实现经济量的扩张与质的提升的双跨越。
全球经济竞争的实质
是制度优势之争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好的制度环境可以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生产要素的全面涌流。全球经济竞争中，如何实现有效的制度供给，不断释放国家制度优势要素，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
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曾长期依靠资源和人口红利，创造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奇迹，但随着中国经济从跟跑、并跑向领跑的转变，随着中国愈来愈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强调以内涵型增长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如何摆脱旧的依赖人口、资源的粗放发展模式，向高质量、内涵式、集约型发展转变，制度环境是关键。可以肯定，有效推进制度顶层设计，提升制度运行效能，最终实现不断释放制度红利，引领经济可持续、健康运行，已成为中国发展的主动力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根本原因。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强调“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又把如何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把先进的制度顶层设计与制度运行的高质量结合起来，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擘画了现实路径。
发展新质生产力
关键是全面深化改革
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动力。根据矛盾运动规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先进的生产关系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落后的生产关系会一定程度上阻碍生产力的进步。随着生产力的变化，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关系也会相应地发展和变革，如何实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有效平衡和相互促进，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全面深化改革的主旋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两大深刻转型，一是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型；二是几千年农业社会模型正在加速向工业社会转型。两大转型的实质就是生产力发展、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促进和引发生产关系领域的一系列变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起，我国开始在深化改革方面全面发力。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从浅层次、单一领域、局部性的改革，逐步向深层次、全方位、系统性的改革转变。全面深化改革就是为生产力发展，在生产关系领域，尤其是体制机制方面，进一步清除路障，形成改革促进发展，发展倒推改革的良性循环。就改革角度而言，新质生产力就是全面深化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的辩证统一体。
（作者系厦门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本文系2022年度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基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的福建起源和探索实践研究”（编号：JAS22176）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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